合作与创新，携手中国遏制结核

谢谢！尊敬的马主任、张司长，各位嘉宾，今天我十分荣幸能在这里和各位共同庆祝盖茨基金会与国家卫健委合作开展结核病防治项目十周年。

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我还在微软工作。之后每次回来，我总能感受到中国的进步。仅在过去四年的时间里，全球十座最高建筑物中有六座在中国落成；中国的高铁营业里程超过全球其他国家的总和。

还有些成就并非那么显而易见，但意义同样重大：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中国在解决营养不良、消除贫困和提升居民健康水平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利用不到10%的世界耕地养活了近20%的世界人口。从1990年到2015年，中国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低了三分之二。中国不仅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将极端贫困人口数减半”的目标，更是首个实现该目标的发展中国家。 

20年前，我和妻子梅琳达创办盖茨基金会时，就决定重点关注这些健康与发展领域的挑战。因为就像中国已经证明的那样，只有应对好这些问题才能为更美好的生活打下基础。

正如各位所知，中国目前仍有上千万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部分地区依然背负着沉重的传染病负担。

盖茨基金会自2007年在中国设立办公室以来，一直积极支持中国应对国内仍面临的健康和发展挑战。与此同时，我们也在不断学习中国的成功经验，并希望借此提升基金会在其他国家的相关工作。我们在中国的第一个合作项目是艾滋病防治。在过去十年里，我们也对结核病防治提供了大量支持。

和许多其他健康领域一样，中国在结核病防治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自1990年以来，中国新发结核病病例下降了近60%，死亡人数减少了80%。中国也因此提前五年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的结核病防治目标。

但是近年来工作进展有所减缓，而结核病仍是中国主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去年，中国新增超过86万例结核病病例和6.6万例耐多药结核病病例。每个结核病病人平均每年会传染10至15人。被结核菌感染的人中有十分之一会最终患上结核病。在过去15年中，中国已有超过110万人死于结核病，其中去年的死亡人数就有4.4万人。 

结核病不仅可能导致死亡，还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因为很多患者都是在最年富力强的年纪得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毕马威咨询公司提供的估算数据，2000年至2015年间，结核病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合590亿美元。

结核病还会导致长期贫困。由于健康和其他种种原因，居住在贫困社区的人感染结核菌且发病的几率要高得多。而穷人一旦生病，对于治疗结核病的高昂费用更是难以承受。如果无法购买抗结核药物，他们往往得不到治疗；而如果开始治疗后中途又停止，则会增加将疾病传染给他人以及自己发展成耐药结核病的风险。

结核病是可以预防的。在所有结核病高发的国家中，我对中国最终消除结核病这个公共健康问题最有信心。中国已经表明消除健康不平等的决心，并且中国有能力有效地落实大规模公共卫生干预措施。

我对（中国）结核病防治的关注，始于2008年我和梅琳达的一次中国之行。我们在海南省的一个村子拜访了几位结核病患者，其中一位女患者给我看了她每天需要服用的13片药。我担心吃这么多药可能导致她提前停止服药，无法完成几个月的治疗周期。这样一来，她的结核病可能一再复发，还可能发展为耐药结核病。

我知道如果使用固定剂量复合剂，就能把用药量减少到每天三至四片。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盖茨基金会支持当时的卫生部，推动中国结核病治疗方案全部更换成固定剂量复合剂。短短几年间，中国就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治疗方案的全面转换，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随着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手段了解的加深，我意识到这不是中国面临的唯一挑战——耐药结核病的诊断结果需要近两个月才能出来，这会拖延治疗开始的时间，增加结核病传播的风险。病人经常忘记服药，而医护人员又很难做到不断提醒他们。患者并不一定一进医院就能得到正确的治疗，或被转诊到当地疾控中心进行后续关怀。很多患者将收入的大部分用于结核病治疗，因为医保只能报销部分费用。这导致患者可能无法完成疗程，从而增加了让更多人被感染的风险。

过去十年里，盖茨基金会与国家卫健委共同应对这些问题，建立了一个已被证实有效的新型结核病综合防治模式。我很高兴在此分享一些合作成果中的亮点：

首先，利用快速的分子诊断技术将耐多药结核病的诊断时间从两个月缩短至两小时。

其次，为帮助患者每天坚持服药，中国推出了提醒服药的电子药盒。这个方案非常简单，这也正是它的可贵之处。当地的诊所将泡罩包装的、30天剂量的药品放在药盒内。每天同一时间，药盒的灯会亮起并发出铃声，提醒患者服药。在患者下一次去诊所的前三天，药盒的另一盏灯会亮起，并显示患者需要去诊所补充药物的日期。医护人员还可以通过药盒内的一个端口下载数据，查看哪些病人没有规律服药，并进行跟进。这种药盒是中国制造的，中国也是第一个进行随机对照试验的国家。结果显示，这套提醒装置可以把患者不坚持服药的可能性减半。

第三，我们通过简化医院、疾控中心和初级卫生保健中心之间的合作机制，来提升诊断和治疗的质量。这样做的结果是，一开始就接受正确治疗的耐多药结核病患者比例由三分之一增至近100%。医院也能将符合出院条件的患者转到当地疾控中心，改善后续治疗情况，这使六个月后仍在接受治疗的耐多药结核病患者数量增长了10倍。

第四，我们更多地利用保险和其他政府资助机制，降低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产生的高昂费用。在项目启动之初，住院接受耐药结核病治疗的患者家庭需要把40%以上的家庭年收入用于治疗。在我们的试点项目地区，这一比例已降到6%。减少结核病患者、特别是贫困患者的自付费用，将极大提高接受和完成治疗的人数，并最终减少结核病和耐多药结核病的发生。这也是全球很多国家政府提供完全免费的结核病治疗的原因。

最后，我们正在和卫健委合作开发一个新的结核病信息系统，把来自医院、疾控中心和地方诊所的数据连接起来。这将让信息共享、追踪结核病患者的治疗进度变得更加容易。我们可以了解医院是否将患者转诊给了当地的疾控中心、他们是否得到了适当的后续治疗、是否在坚持服药、他们在结核病治疗上的花费等等。这些数据将有助于改善结核病的诊断和治疗。

从上述工作中得出的经验和创新措施，已经融入了一套综合性的治疗和防控模式，并在浙江、吉林和宁夏三个省成功推广，覆盖人口9000万，收效显著。

进一步推广这一创新诊疗模式将大大降低中国的结核病发病率。但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结核病防治目标，还需要进行更多的创新。

我们需要新型结核病药物、更好的疫苗及诊断方法。盖茨基金会是全球最大的结核病研发资助机构之一。中国在全球健康的其他领域取得的突破性成果体现了中国的创新实力。

1970年代，中国药学家屠呦呦教授发现了一种治疗疟疾的新方法，拯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因为这一突出贡献，她于2015年被授予诺贝尔奖。

2004年，研究人员在寻找治疗乙型脑炎的有效疫苗时发现，中国已经研发出这种疫苗，并给超过两亿儿童进行了免疫接种，避免他们患上这种使人衰弱并容易致死的疾病。迄今，全世界已有四亿多儿童接种了中国生产的乙脑疫苗，无数生命得以挽救。这也是首支获得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的中国疫苗，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全球疫苗市场。

我们对中国研发能力的信心促使我们与北京市政府以及清华大学合作，在北京设立了一所先进的研究机构——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

它的使命是针对那些给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造成严重负担的疾病研发药物和疫苗，包括结核病、疟疾以及其他寄生虫病，等等。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的研发计划表中已有一些具备潜力的结核病药物，其中一种药物即将进入人体临床试验阶段。我很高兴地看到，中国为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结核病防治目标所作出的承诺和努力。全面实施国家卫健委的新型结核病防控模式有助于中国达到这一目标。

我刚刚提及，参加试点项目的三个省份在结核病诊断和治疗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这些实践表明，大规模推广这种结核病防治新模式是完全可行的。

在中国其他地区，尤其是在结核病负担最沉重的省份，推行这一行之有效的模式，是一项明智的投资。现在减少结核病传播，必将有助于降低未来结核病的发病率，进而减少治疗所需的资金。这对耐多药结核病的治疗尤为重要，因为它的治疗费用十分高昂。

结核病患者需要获得更高比例的保险赔付或其他政府资助以支付治疗费用。有很重要的一点让他们与其他罹患治疗费用同样高昂疾病的病人不同：结核病极易在人群中传播。确保所有病例都得到有效治疗，将加快结核病传播的下降速度，长期来看有助于为国家节省开支。

支持综合防控模式的推广也将加快中国扶贫工作的进展。中国最贫困地区也是结核病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地方，使所有人都能负担得起诊断和治疗费用，将使最弱势的群体有机会摆脱贫困。

十年前，我在北京参加了一场讨论耐多药结核病的部长级会议，并与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陈竺先生达成了结核病防治的合作协议。我当时说，我相信中国是最适合大规模实施公共卫生创新方案的地方。今天，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这一点。通过我们的合作，中国尝试了许多创新解决方案，证明了它们切实有效，并开始向其他省份推广。

我期待看到中国向世界展示如何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些创新方案。我也相信并期待，中国有能力研发出新一代结核病疫苗、药物和诊断工具，从而提升中国和全球数以百万计人口的健康和福祉。

中盖结核病防治项目的十周年彰显出合作和创新所能产生的积极影响。我们承诺为中国提供长期支持，并期待继续与中国在结核病以及其他公共卫生领域开展合作。

谢谢。

（演讲者为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   比尔·盖茨）